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途中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这些讲话简称为“南方谈话”，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2年的中国外有压力、内有隐忧，改革开放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困境。面对这一时代考题，八十八岁的邓小平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南方谈话这份答卷，从理论层面看，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思考；从实践层面看，是关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笔者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束篇为南方谈话的文本依据，就邓小平的这份关于改革开放的优异答卷作深入分析和探讨，以启今人。
一、理论维度：完成改革开放可行性论证
要推进改革开放，首先必须搞清楚改革开放是什么，这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前提性、根本性问题，质而言之，就是要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行可行性论证。仔细研读南方谈话文本，我们发现，邓小平论证改革开放可行性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南方谈话的第一部分，其论证的进路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从理论层面揭示改革开放的本质；二是系统总结和科学评价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历史。
（一）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改革开放本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大幕。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然而，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关于改革开放的认识一度陷入迷茫。揭示改革开放本质，不仅有利于廓清人们认识的迷雾，也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元问题。所以，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开门见山、直陈要旨：“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寥寥九字却字字千钧，从生产力角度来审视改革开放本质，给人以一种深刻洞见。接着，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揭示改革开放的本质，将改革开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是关于改革开放本质认识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为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提供了新视角。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本质的揭示，不仅视角新、立意高，而且深刻、全面。在邓小平看来，要推动生产力进步，不能只讲解放生产力，也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基于此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本质的完整表述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本质上都是推动生产力发展进步，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和侧重。如果说“解放生产力”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那么，“发展生产力”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长久之计。具而言之，“解放生产力”强调的是将生产力从旧的体制机制及各种束缚中释放出来，而“发展生产力”指向的是生产力内生式的长远发展。一方面，“解放生产力”表明生产力发展方式可以通过从束缚性的障碍中释放出来，结合南方谈话文本和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来看，“解放生产力”具有更加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南方谈话第一部分第二段有关“解放生产力”字眼出现了七次之多，可见，当时改革开放阻力之大、束缚之多。因此，“解放生产力”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方式，而且折射出了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阻力大和束缚多。有鉴于此，当时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把破除阻力和束缚作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方式不仅有“释放”，还有自身内生式发展，因此，“发展生产力”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有巨大潜力空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涉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所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表述绝不是同语反复，两者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方式，而且表征着生产力发展面临的不同境况，何时强调“解放生产力”、何时侧重“发展生产力”，必须审时度势、精准把脉，绝不可泛泛而谈。需要指出的是，分析“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者的差异，不是为了制造分殊与对立，而是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本质的重要论述。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本质的揭示，是我们党改革开放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创新，不仅有助于从思想上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本质，廓清人们关于改革开放的认识迷雾，也有助于从实践上找到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二）全面总结和科学评价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历史
在揭示出改革开放本质之后，南方谈话的内容旋即转入对改革开放历史的总结，这绝不是简单的顺序编排，而是逻辑的内在要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十四年改革开放历史最有发言权。研读南方谈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历史，邓小平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纲挈领式地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众所周知，其中所讲的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指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换言之，他是通过肯定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形式来肯定改革开放的历史。
关于改革开放历史的认识，邓小平不仅有总体性、结论性的看法，也有阶段性、具体性的评述。在南方谈话中，他将十四年的改革开放史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即1980年至1983年为第一阶段，1984年至1988年为第二阶段，1989年至1991年为第三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成绩和特点作了细致点评。他认为，1980年至1983年，这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主要工作集中在农村。1984年至1988年，这五年是改革开放发展较快的五年，也是成绩最为突出的五年，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邓小平也非常客观、具体地指出了这一阶段存在的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都有存在的特殊意义，都为改革开放作了应有的注解，留下了属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
通过总体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评价，邓小平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十四年历史的肯定性评价。这一评价不仅客观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也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找到了事实依据。有了改革开放本质的揭示，加之有了对改革开放十四年历史的评价，邓小平完成了改革开放可行性论证。然而，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实践课题，不仅要回答是什么、怎么看，关键更要解决怎么干。因此，回答好改革开放怎么干的问题就成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答卷的又一重要论域。
二、实践维度：周密设定改革开放的技术路线
通过改革开放可行性论证，邓小平以无可争辩的方式向世人宣告：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正确选择和唯一出路。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争论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问题。回答好改革开放怎么干的问题关键在于设计出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全新创业，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规定，又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注定要在摸索中行进。然而，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具体领域的具体做法可以摸索，但是改革开放必须有既定原则、必须讲究策略、必须注意风险防范、必须有检验标准。事实上，这四个方面的运思既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体内容，也构成了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技术路线。
（一）改革开放原则有规定
正如前文所述，要实现改革开放深入持续推进，必须明确改革开放的原则。改革开放的原则关乎改革开放的方向、根本遵循、为了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确立改革开放的原则，既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答卷的关键环节。在南方谈话之前，邓小平曾指出：“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这里，邓小平以坚持基本路线的形式来明确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则。众所周知，基本路线所规定的每一项内容都关乎中国改革开放的生死存亡，也是推进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随后我们党进一步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命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命题作出了集中、全面的阐发。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简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经济在国家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述不仅体现在赋予经济工作中心地位，而且谈到了经济发展方式、发展速度和发展动力问题。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邓小平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邓小平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欠账较多的国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非常必要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认识，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发展台阶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经济发展动力上，邓小平给出的答案是科学技术，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透过这一系列重要论述，足见邓小平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命题的思考之广、思考之深。
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内容，其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关键。邓小平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离开了党的领导，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前途。由此可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前提和政治保障。
综上所述，党的基本路线不仅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改革开放的定海神针。脱离基本路线的改革开放注定要变质失败。不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还是四项基本原则，贵在坚持。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可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自觉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不动摇。
（二）改革开放策略有章法
在原则既定的情况下，策略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涉及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哪些领域开放、哪些领域不开放，先开放什么领域、后开放什么领域等具体问题，直接关乎改革开放进程能否顺利，甚至是成败。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策略制定，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有战略家的眼光，也有施工员的细腻，突出体现在改革开放策略非常有章法。研读南方谈话文本，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策略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变与不变相结合。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不是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开放什么就开放什么，而是该改的必须改，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该开放的必须开放，不能开放的坚决不开放，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在邓小平看来，“不变”的是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意志，突出表现为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正是因为有了“不变”，改革开放才人心安定。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即意味着对旧有思想、体制、机制的改变，这就意味着邓小平也有“变”的策略，主要包括思想之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手段之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伴随着一场思想大解放而开启，思想解放既是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环节。从此意义而言，南方谈话不仅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宣言书，也是思想再解放的宣言书。从经济发展方式和手段来看，传统的计划经济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增加人口数量、激发人的精神力量等方式和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经济发展主要靠科技，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强调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对计划经济发展方式和手段的重大突破。
第二，坚持“闯”与“学”相结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规定，也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那么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就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邓小平认为要坚持“闯”与“学”相结合。在总结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时，他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闯”的本质就是自我创新。在邓小平看来，哪怕是冒点风险，这种“闯”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闯”的策略既符合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也符合事物自身发展规律，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有效策略。要想改革开放加速，既要靠自力，也要借他力。因此，改革开放既要自己“闯”，也要向他人“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就当时的实际而言，就是要学会接纳“三资”企业，向他们学技术、学经营、学管理，就是要学会接纳市场、运用市场、管理市场。
第三，坚持眼前与长远相结合。站在1992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十四个年头，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何摆脱当时内外交困的局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也是时代给予邓小平的速答题。如果说通过肯定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历史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回答“姓资”与“姓社”、“计划”与“市场”之争廓清思想迷雾，鼓励“大胆闯”“大胆试”探索改革开放创新之路是邓小平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当务之急，那么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长远之计，突出表现在为改革开放的未来设计了议题和时间表。第一个议题就是小康，计划用时十年左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众所周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共同富裕议题。第二个议题就是经济实力，预设了二十年后的经济前景，“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第三个议题是制度定型，预计时间是三十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从此意义上看，南方谈话不仅立足当时，也关乎长远，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甚至百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与邓小平的设想基本吻合，这就充分证明，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策略是科学且成功的。
（三）改革开放风险有防范
有了既定原则和科学策略，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就一帆风顺。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不仅意义重大，而且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因此，要想改革开放行稳致远，风险防范必不可少。研读南方谈话，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风险防范可以概括为“三个反对”：一是反对精神污染；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反对党内路线争论。
首先，思想上反对精神污染。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尤其是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国外的一些腐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错误价值观也乘机渗入进来，同国内的封建主义余毒结合起来，严重侵蚀人们的思想，它们不断滋长人们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导致社会风气变坏变质，人们精神受到污染。精神污染这种风险犹如蚁穴，是以渐进、隐蔽的方式动摇改革开放根基。如果不加以防范，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就要被葬送。在邓小平看来，精神污染问题是思想文化领域重要风险点，绝不是小事。他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可见，精神污染绝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的问题，而是关乎改革开放是否变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精神污染这一风险点犹如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被引爆的危险，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惯用伎俩。因此，必须高度警惕，坚持早发现早处理，予以坚决清除。为此，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就此意义而言，防范精神污染，就是抓精神文明，就是保障改革开放安全。
其次，政治上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领域，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风险不仅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政治风险同样要提防。防范政治风险，集中体现为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要认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在邓小平看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就是两点：一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都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不仅关乎改革开放的成败，也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没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没有前途。邓小平指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邓小平指出：“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因此，改革开放政治风险的防范，必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
最后，反对党内路线争论。在南方谈话的第五部分，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同理，改革开放要出问题，也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共产党内部存在的风险之一，就是削弱党内团结。在邓小平看来，历史上因路线之争严重破坏党内团结的教训极其深刻。那么，如何防范党内路线之争呢？邓小平给出的答案就是：不争论。他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不争论的意义以及争论的严重后果。需要指出的是，在邓小平的语境中，不争论不等于不讨论，也不是胡来蛮干，而是不搞口舌之争、不搞路线之争、不搞派系之争。争论既影响党内团结，又耽误改革开放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克服争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大胆地闯、大胆地干，用实践回应争论。
（四）改革开放检验有标准
有了既定的原则策略和风险防范，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这是历史之问，也是人民之问，也饱含着邓小平的殷切期待。研读南方谈话，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检验改革开放成效的标准实质上就是“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邓小平看来，“三个有利于”不仅是姓“资”姓“社”标准，也是检验改革开放成效的标准。从内容来看，“三个有利于”标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平息人们关于改革开放的各种争论，减少改革开放阻力；有助于人们解放思想，闯破禁区，大胆做事。尤其是对于党员领导干部而言，“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做事的尺度。制定出检验标准就意味着有了改革开放的话语权和评判权。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来检验改革开放成效，一言以蔽之，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改善了人民生活。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成。1986年至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计划平均每年增长7.5%，实际增长7.8%；农业总产值计划平均每年增长4.0%，实际增长4.6%；工业总产值计划平均每年增长7.5%，实际增长13.1%。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少数地区已经实现小康，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少数地区，人民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些数据是对改革开放成效的真实记录，也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生动实践。具而言之，生产力标准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了比较坐标；综合国力标准是改变国家面貌的现实要求；人民生活标准是改革开放的价值向度。只有遵循“三个有利于”标准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得到彰显。
三、主体维度：选拔和培养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
有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翔实周密的技术路线之后，邓小平将论域转向了改革开放的主体之维，这一转向既是南方谈话文本的谋篇布局，也是逻辑运思的必然，其实质就是要回答谁来干的问题。透过南方谈话文本，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邓小平十分重视改革开放中“人”的因素，用了较大篇幅“讲党的组织路线，即干部队伍建设和接班人的选拔培养”。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可见，人的因素是关乎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那么，在邓小平看来，什么样的人才能领导并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用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和培养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
（一）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危难中拉开大幕，在艰难困苦中摸索前行，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加之，当时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深了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加大了行动上的阻力，也影响了人们改革开放的信心。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明翰指出：“改革的负面结果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可见，信心不振是当时人们推进改革开放的精神之困。面对改革开放的严重困难，不仅要善于从理论和方法上找出路，也要从精神上找支撑。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振改革开放的信心，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必须自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邓小平看来，提振人们改革开放信心，战胜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艰难险阻，归根到底就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从根本上讲是源自其自身的科学性，绝不会因为各种非议而被打倒。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个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只要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能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提供组织和干部的保证，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就能行稳致远。
（二）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
中国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政治正确。因此，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不仅要信仰坚定，还要做到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要坚持大方向、坚持大原则、认清大是大非。政治正确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口号，而是有具体内容。具而言之，政治正确总是具体地与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联系在一起。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而言，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就是广大党员干部政治正确的具体体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一方面，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坚持改革开放的严重后果，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就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这是关涉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邓小平论述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强调“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关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指出：“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可见，改革开放路线是我们赢得民心、赢得事业的关键。为了保证改革开放路线能长期坚持下去，邓小平提出要抓路线教育，用路线武装头脑、教育后代。他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总之，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才能捍卫和发展改革开放事业，才能赢得民心。
（三）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必须能力过硬
德才兼备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选人用人标准，也是邓小平选拔和培养改革开放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标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如果说信念坚定、政治正确是“德”的内容，那么能力过硬则是“才”的体现。“人民，是看实践”，没有过硬的能力就做不成事，也就没有政绩，最终就不能说服人民。那么，人的能力从何而来？能力形成的要素有很多，突出体现为“知识化、专业化”。“知识化、专业化”是对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党员领导干部业务能力的一次大更新，也是新时期对改革开放事业接班人在能力上的新要求。总之，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实现知识化、专业化，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历练，培养出过硬能力，才能在改革开放洪流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南方谈话发表后的三十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的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了南方谈话巨大的思想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更加深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改革开放不止步，南方谈话就不会过时，挖掘和继承南方谈话的思想遗产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