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开创伟大新时期的战略思维
2024-10-29 11:05:25  作者：高俊良  编辑：蒋健 来源：党建网   点击：

每当谈论到邓小平时，人们都会发自内心地赞誉他的战略思维。这与他一生中在关键时刻为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他将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于一切全局性、根本性重大决策的全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强调的，邓小平一生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客观上记录了这位伟人的曲折经历，铭刻着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展现了他的顽强品格和崇高风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恢复工作时，党和国家正面临重大历史关头，局势十分严峻：“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堆积如山；“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等等。此外，还面临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封锁和挑衅。这些问题和挑战像一座座大山堵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谁能领导全国人民开辟新篇？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人民无比幸运，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高瞻远瞩，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以非凡的战略思维，迎难而上、勇立潮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顺应党、国家、人民的需要，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指导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吹响改革开放的冲锋号，领导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从客观实际出发，放眼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敢破敢立、敢闯敢试的胆略气魄和历史担当，提出了一整套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改革开放宏图和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部署，切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破旧框框，创造新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展现了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雄才大略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一、战略思维是邓小平理论得以创立的强大思维方式

战略思维，彰显了邓小平的鲜明个性特质、领导风范，是孕育、滋润、催生、构成、创立邓小平理论的强大思维方式。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善于战略思维，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

“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始终彰显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把握时机的战略思维；始终迸发着勇于担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尚品质；始终彰显着豁达乐观、多谋善断、沉着坚韧的不凡气度；始终凸显着实事求是、勤勉务实、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这些都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等等。这些论述揭示了邓小平理论得以创立的根本动因、主体要素和理论原则等。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擘画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需要战略思维；谋划和确立具有原则性、系统性、方向性、预见性、根本性的党的新路线、新方针、新政策需要战略思维；实现民族复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样需要战略思维。邓小平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期，以战略思维和战略定力，洞察世界大势、体察国情民意，坚持“多干实事”，“拿事实来说话”，带着“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和“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的勇敢气魄，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跳出框框、挣脱束缚，谋大事、谋大局、谋长远、谋战略，在研究和解决一系列重大、根本、全局和长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在中国这片广阔的热土上显现出无比强大的真理力量，使我们党和国家有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有了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是邓小平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宝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思想和政治遗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优秀成果，大胆突破不符合实际的陈规旧章，旗帜鲜明地坚决破除思想僵化的条条框框；鼓励各级党员干部和科技人员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反对一切照抄照搬的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倡导开动脑筋想问题，放开膀子干革命，一鼓作气抓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倡导“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办法，推动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突破和成功，不仅响亮地回答了国内外那些对中国改革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责难，更重要的是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丰富了“实践出真知”的内涵；等等。所有这些，都展现了邓小平理论的强大思想威力，展现了邓小平的宽阔眼界和超凡视野，展现了邓小平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始终坚定地立足中国的发展实践，从中国广泛实践淬炼中迸发出来、又回到中国火热的发展实践中去，指导亿万人民的实际行动，从而开花结果，创造辉煌，创造历史。具体地讲，这个理论主要来自邓小平领导全国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的广泛实践；来自他号召全国广大农村、工厂、社区，迈开步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来自他一次又一次地进村下厂，到生产第一线，到基层群众中深入调查研究；来自他不凡的战略思维、恢宏的革命气度、高超的领导艺术，始终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无比肥沃的、广阔的、开放的、造福人民的土壤中深深扎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影响世界的。

二、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彰显了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党的基本路线从酝酿到确立的整个过程，无不彰显着邓小平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路线是管总的，是总揽全局的，是发展的根本保证，具有极强的战略性、长远性和政治性。只有树立战略思维，才能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才能从历史长河、全球视野、复杂国情、殷殷民意来谋划、判断、解决党和国家一系列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才能科学地确定党的基本路线。

经过长期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是最大的、最基本的国情。因而我们还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新的认识出发，邓小平领导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它使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信、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取得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收获盈盈、成就卓著，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有正确的基本路线作保障。

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种自信满满、态度坚定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据的：一是邓小平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分析国情，克服了不切合实际、不实事求是、超越现阶段的错误思想和观念，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排除了“左”的和右的种种干扰和影响，果断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新的认识出发，我们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要求，抓住了关键、抓住了要害、抓住了“牛鼻子”，具有纲举目张的长期效应。三是长期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发展日新月异，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基本路线深受群众的赞誉和拥护。正如邓小平说的，“人民高兴，世界瞩目”，因而“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大量铁的事实反复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同样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即“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发展战略既体现了党和人民勇于进取的雄心壮志，又反映了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彰显了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三、实行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善于战略思维的杰出成果

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实行改革开放也是邓小平善于战略思维的杰出成果。

我国近代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清楚地表明，国家贫穷就会挨打，经济落后就会受欺负，科技不发达就会被卡脖子，发展慢了就会受制于人。为此，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邓小平认为，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艰巨任务，必须认清大势大局，破除满脑袋的条条框框，排除各种消极影响，不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空谈上，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是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些论述让人有醍醐灌顶的感觉，充满恢宏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智慧，充满深邃的哲学思维和现实针对性，充满着政治家的历史担当，回答了改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要革命性地位和作用，强调不仅要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而且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关乎改革开放成败的重大问题。同时他也一再提醒大家：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的目标模式，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一个核心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因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争论不可谓不激烈，参与者不可谓不广泛。邓小平反复说：改革开放必须“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作为创办经济特区的主要倡导者、决策者和支持者，邓小平重视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高度重视和关注特区的建设和发展，还为特区专门题词，如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等。这一系列酣畅淋漓的论断和满怀深情的题词，以及改革开放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果，给了全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和激励，蕴含着邓小平高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史担当、深厚的人民情怀、坚定的政治品格；铭刻着邓小平为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无私无畏、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排除万难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实践反复证明，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创办经济特区是完全正确的，不搞争论、争取时间干，也是完全正确的。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突出的特征是：始终与时代同行，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始终充盈着鲜明的实践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始终注意把握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突出重点，真抓实干，把功夫真正下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不忘老祖宗、不搬洋教条、不迷信权威，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大胆开辟新境界。

四、“一国两制”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国两制”的构想既突破了西方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也冲破了东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传统思维模式，是以战略思维构建出的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关系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科学构想，成为享誉世界的伟大创举。这一伟大构想科学回答了我国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推进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

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的既复杂又敏感的老大难问题，国内外都很关注，特别是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早日解决，尽快实现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他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这个构想，既具有理论上的合情合理性，也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既充分考虑到要坚定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又充分考虑到香港、澳门、台湾的现实处境、利益和前途，考虑到“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这一构想凝聚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镌刻着战略思维。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重任，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使我们牢牢把握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有力地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一国两制”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但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之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得到切实贯彻执行，保持了香港、澳门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

邓小平在提出这一科学构想时，还考虑到四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十分注意的方面：一是必须充分认识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但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坚定不移，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从战略上考虑，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由于外国敌对势力的干涉，“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我们绝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绝不能放弃对他们的威慑和压力，绝不能排除使用武力，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而要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三是“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不是别的国家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必须“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四是“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但是一旦发生危害国家及特别行政区根本利益的事情，那就非干预不行。因此，“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特别行政区“有利无害”。以上都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全面又长远，既深入又细致，既缜密又大度，既有大原则也有关键环节和细节方面的提醒，把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明天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把方方面面的理由和道理都讲得十分明白、十分透彻。

邓小平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一国两制”已经证明是完全符合各方利益的、能够实现共赢的好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从国内来讲，“一国两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华夏大一统”“多元一体”的优秀传统观念，反映了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共同愿望，有利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一国两制”不仅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全国人民鼎力支持，而且成为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顺应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潮流，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赞誉。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贯彻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为有利。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都是歪门邪道，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战略思维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提出，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其他重大决策一样，充分体现了他的战略思维。

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我们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有利于确保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有利于巩固社会政治秩序的长期稳定安宁，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弹好钢琴”，防止各地区各领域各行业在工作中出现顾此失彼、一头重一头轻、一手软一手硬的倾向，防止出现“单打一”“走弯路”等影响社会大局稳定的失误。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是权宜之计，是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方针。对我国来说，实施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大门刚一打开，“蚊子”和“苍蝇”就钻进来了。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心怀鬼胎，往往会寻找各种借口，拉着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对我国进行侵蚀、干扰和破坏；历史上漫长的剥削制度及剥削阶级的遗毒和残渣还未完全清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残余思想时不时会沉渣泛起、寻事生非；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人或某些领导干部发生腐化变质的现象，不可能完全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产生。他们内外勾连，动不动就兴风作浪、制造动乱、破坏社会稳定。针对这种严酷的现实，邓小平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于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在南方谈话中他又反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这里的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两手抓”，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意思是说要在抓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同时，还要抓法制，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方面工作都要重视；另一个是“两手都要硬”，意思是说两方面工作必须全身心地下真功夫抓好，头脑要清醒、意志要坚定、作风要扎实、措施要过硬、方法要妥当、解决问题要到位、成果要显著，要经得起实践检验。必须充分认识到，“两手”绝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共进同行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只有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真正实现综合平衡、大局稳定，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方方面面的协调稳步前进、全面稳妥发展。

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可以充分肯定的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在实践上获得广泛成功，在政治上显示出巨大的战略创造性。这充分展现了邓小平是怎样创造性地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等关系问题的，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艺术，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

总之，邓小平之所以能为党和国家作出一系列扭转乾坤的重大决策和确定一系列根本性的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创造出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和历史伟业，之所以能领导开创一个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就在于他有一个清醒的、笃定的人生定位和远大理想；有一个把战略思维贯穿始终的科学思维方式；有一个始终脚踏实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境界；有一个惯于俯下身子察实情、听民声，持之以恒抓重点、抓大事的崇高气度；有一个沉稳坚毅、积极向上、意志顽强、百折不挠的伟大人格；有一个善于掌控复杂局面、扭转严峻局势、创造性地化解重大矛盾问题的非凡能力和魄力。他的一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言：“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一位伟人对另一位伟人至为深刻、中肯的评价。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及邓小平的战略思维，这是对伟人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历史最好的致敬。